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相衔接，为“十五五”期间的教育改革发展设定了目标和任务。专家们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蓝图共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将三者比作一场接力赛：《纲要》确立了最终目标和方向，《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规划》则承担着积蓄力量、决定整体表现的关键“途中跑”任务。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打牢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争取主动。

马晓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接力体现在具体领域。“立德树人”便是其中一例。《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基础工作，《规划》则将其具体化、工程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这三份文件层层深入，相互关联，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当前培养的学生到2035年将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因此，现阶段的立德树人工作是从长远未来出发来规划当下的。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了四大维度：一是基础教育的优质化与扩容提质；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这四个方面共同回应了民众对“上好学”的期盼。

  •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朱旭东表示，通过推进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旨在让更多儿童获得更优质、更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实现“家门口上好学”。

  •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分析，《规划》引导高校将重心从学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超过10万人，同时还将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诸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该《规划》旨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需求深度融合，并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协调。一个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 全球教育赛道引领：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模式转向“引领”模式。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未来的重点在于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总结为“三重获得感”：一是专业上的获得感，体现在学历提升和培训体系的完善；二是职业上的获得感，落实社会保障并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三是个人发展上的获得感，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和个人追求。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到“引领”：变革中的新局

《规划》首次专门设篇章部署规划布局，这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的深刻变化。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指出，基础教育各学段正呈现“浪潮式达峰”的特点。加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从乡村向县城、大城市及省会城市加速流动，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复杂挑战，一方面农村学生数量锐减，另一方面省会城市、大城市的部分小学面临大班额问题。

邓友超认为，如果沿用过去惯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规划》要求各地准确预测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举措十分及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开始探索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旨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李立国指出，当科研成果契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自然会驱动资本介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方面已不逊于美国，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正式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处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认为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立国总结道，每一项部署都承载着亿万家庭的期望，这份规划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础和未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