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体系的基石，也是解决一切技术难题的总枢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尤其集中在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战略意义愈发突出。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保障、革新体制机制，从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对于实现强国复兴至关重要。

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大力度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对话嘉宾：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李晓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张嘉漪（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阳铭（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要求

记者：为何当前亟需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

陈晔光：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一方面，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另一方面，在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中，催生出的新技术和新路径也可能引领技术创新与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性选择。

李晓强：应用层面的问题越复杂，越需要回归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实则深层原因是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就难以在原创性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

刘铁岩：当今的基础研究已成为国家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通过工程优化、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当前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因此，今天谈论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以往对论文、学科和实验室的理解，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实现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

记者：基础研究应“两条腿走路”，即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两者间的平衡？

张嘉漪：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指向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率。它并非将基础研究简单等同于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而是聚焦于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探寻其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自由探索是产生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在早期并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今天看似“无用”的认知突破，可能正是未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并不矛盾。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以产生实际效益，却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底层科学基础；目标导向研究则聚焦于现实的重大需求，同时也可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这启示我们，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陈晔光：实现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内在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不设功利目标的环境；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的资源。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两条腿”协调发展，持续激发原始创新的活力。

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发挥作用，并打通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锐洞察，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其“新”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构建“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二是与北京中关村学院实行“一体两院、融合发展”，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三是采用项目制管理，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在此基础上，要真正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关键在于回答“谁来提出问题”和“谁来验证成果”。我们的答案是：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而言，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让科研选题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从实际场景中提炼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课题；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共同定义问题并协同攻关；三是畅通科研转化渠道，汇集高校成果，通过“前店后厂”模式，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确保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仍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应如何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李晓强：预计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将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有望超过7%。尽管如此，与一些全球创新强国相比，我们仍有差距。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要深化改革，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分配结构，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长期坚持，因此也需要经费的连续性支持。特别是对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应采取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的方式，为科研团队提供长期的经费保障。对于成熟的科研团队、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应提高稳定经费的比例，并建立滚动延续、跨周期的资助机制。

阳铭：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具有产出不可预测的特点，目前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给予支持。在经费分配过程中，将资源适度向优势团队集中具有合理性，但同时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困难——他们思路活跃、敢于挑战难题，却因资源获取能力不足而难以充分发挥才能。因此，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也要保障广泛的参与度。在评审中，应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确保资源能够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当前，在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陈晔光：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

张嘉漪：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以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由企业和高校共同提炼问题、共同投入资源，并由科学家领衔攻关。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密对接产业的真实需求，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来源。复旦大学已构建了“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的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成立了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有力推动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提供方向指引，企业贡献问题和应用场景，科研机构提供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灵活的后续支持。对于源头性、“无人区”的研究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投入；对于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地参与“出题、共研、验证、转化”的全过程，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开放应用场景来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则负责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预留空间

记者：近年来，科技评价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积极成效。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需要如何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评价的难点在于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一项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到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效，如果在早期阶段因缺乏显性产出而停止支持，可能会扼杀重大的科学发现。评价改革的重点在于回归专业判断，实行真正的“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论文发表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助于同行了解和检验成果，但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除了持续完善评价周期和评价指标外，评价维度也需要更加全面。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远意义，不能只重结果而轻过程。应进一步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给予重视。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的识别机制，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工具、技术路线、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同时，建立“探索风险档案”，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的探索过程。

张嘉漪：如果一个项目未能达到最初设定的指标，究竟是研究人员不作为，还是这条研究路径本身就是死胡同？事实上，证明某条路径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这在评价层面却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也显得尤为必要。

记者：部分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阳铭：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抱负，也不畏惧真正的学术检验。青年学者入职后，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包括经费、招生名额、实验室空间等。考核要求也应与其获得的配套支持水平相匹配。基础研究虽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能的。这类进展不一定以论文为唯一形式呈现，可以由用人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进行基于实质性贡献的专业评判。

刘铁岩：构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首先，要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真正原创性的探索，早期往往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未必能立即转化为论文和项目。因此，在研究周期内，我们建立了持续激励机制，关注阶段性评价，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其次，要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将他们置于重大任务、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进行锻炼，给予他们挑大梁的机会。第三，要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鼓励他们自己发现真实问题、组建团队、管理经费、对接产业。当青年人才主动引领研究方向时，这种主动性能够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加坚定。